电影《母亲的飞机场》海报。 资料图片

　　近日，由内蒙古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第三届凯诺电影沙龙《母亲的飞机场》观影交流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。《母亲的飞机场》这部由卓·格赫编剧、周玉鹏导演、2015年出品的蒙古族电影，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，引发了对民族电影的反思。

　　《母亲的飞机场》是对“上海孤儿”历史事件的重述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时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找到内蒙古第一书记乌兰夫，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给“上海孤儿”。乌兰夫请示了周恩来总理之后，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：将一批孤儿接到牧区，交给牧民抚养。从1960年到1963年，内蒙古共安置了3000多名“上海孤儿”。他们小的仅几个月，大的也只有7岁。在草原上，他们有个更响亮的名字——国家的孩子。

　　这一事件后来成为众多文艺作品演绎的题材，比如电视剧《静静的艾敏河》、电影《额吉》等。由于这个题材在社会记忆里先天包含着“民族团结”的主旋律内涵，近10年间又引起了一波改编和创作高潮。

　　以“上海孤儿”为题材的文艺作品，常常把主题设定在“民族大爱”上。当年乌兰夫主动承担重任，号召牧民抚养“上海孤儿”，与当时的“社会主义大家庭”和“民族团结”等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。1960年，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》的报道风靡全国，召唤着“人民”的政治概念，成为这个时期人们互帮互助的精神源泉。1964年，“草原英雄小姐妹”的故事，更印证了社会主义时代风尚对内蒙古人民产生的巨大影响。因此，在重新讲述“上海孤儿”这个故事时，一个关键的挑战是作品能否还原当时的历史风貌。

　　《母亲的飞机场》在表现蒙古族日常文化上下了很大的功夫，这是编剧卓·格赫的特长。剧中的上海孤儿因不习惯草原生活想要离开时，偶遇并目睹了蒙古族额吉之子的葬礼——因为这个机缘，老额吉收留了这个上海孤儿。从此，天高地阔、云卷云舒的草原成了上海孤儿的成长之地。这一段中，蒙古族额吉的形象又一次获得了经典呈现。上海孤儿长成一个蒙古族小伙之后，影片的叙事重心不仅在成年后的男主角对草原的依恋和忠诚之上，还另开一路，在“国家的孩子”这一身份所生发的戏剧性之上进行想象和叙述。

　　从草原依恋主题到“国家的孩子”这一身份的想象，这一改变，为整个故事带来了新的叙事动机和方向。长大后的上海孤儿毛淖海入伍当上了飞行员，这个“国家的孩子”在融入草原后再次被烙上了国家的身份，使得这个“儿子”的形象在老额吉的眼里，一直具有国家的象征意义。乡邮递员送信时信口开河告诉额吉，儿子会开着飞机回草原看母亲。毛淖海会开着飞机回草原吗？这成了影片的核心悬念，也成为老额吉心目中自身与孩子关联的某种隐秘的心结，也是影片最耐人咀嚼的文化表述。后来她执拗地修飞机跑道，可从此心结中得到解释。此后故事包袱越系越紧，悬念也越悬越高。围绕着这个悬念，整个牧场的时代氛围和风尚逐渐展现出来，对当时社会的细节想象非常生动而丰富。

　　和以往“上海孤儿草原成长记”不同的是，整个故事不再沿袭固有的套路，而是把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时代及其人心。围绕着老额吉的心愿，整个牧场上的公社社员们都被调动起来，帮助老人修飞机跑道。这个略带喜剧色彩甚至有一丝荒诞的场景并不会令人不安，因为它最终仍导向当下蒙古族题材电影的主流文化表述：以蒙古族额吉为象征的蒙古族文化的价值观与情感。这种价值观与情感具有超越时空的恒定不变的精神价值，在影片中它又与国家的精神紧密相连、水乳交融，更超出了以往同题材作品的视野。母子间的浓厚亲情成为民族之间、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文化隐喻。众人一起修飞机跑道的集体劳动场景，成为一种抒发沉潜在心底的国家情感的仪式，以“蒙古族额吉”与“国家的孩子”所隐喻的关系被大家共同分享，并植入历史记忆中。

　　《母亲的飞机场》开辟了重述“上海孤儿”历史事件的另类叙事方式。作为创作过多部有影响力的蒙古族题材电影的卓·格赫，在这部作品中再一次展现出了他讲故事的才华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民族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