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云逵（1904-1944年），原籍江苏武进，中国民族学家，人类学家。

　　陶云逵1924年就读于南开大学。1927年赴德国，先后于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攻读人类学、遗传学和民族学，曾获博士学位。归国后，1934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编辑员。先后赴丽江、中甸、维西及滇缅、滇越边境等少数民族地区作民族学调查，长达两年余。调查中既作体质测量，也详细调查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，积稿甚多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在昆明先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、西南联合大学教授，兼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，主编《边疆人文》杂志。陶云逵师承于德奥民族学传播学派，曾试图应用文化历史的观点研究云南各民族。其代表作有《西南部族之鸡骨卜》。他后期的作品曾试图作民族学理论的概括，并尽量与当时的边政结合，目的在于导致少数民族的生活设备文物制度的汉化，从而趋于“现代化”。陶云逵对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，对于彝族图腾制的发现，对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的发展，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学术著作主要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报告专文约10余篇，颇有研究价值，文章散见于《西南边疆》、《边疆人文》等刊物中。

　　陶云逵是继蔡元培1926年在中国首次提出“民族学”及其界说之后，积极将德国民族学——主要是德奥传播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系统介绍到中国，并开展一定规模的实地调研的第一人。他不仅继承了20世纪德国民族学对“精神”的关注，也将历史特殊论和传播论带进中国的实地研究当中。他的民族志具有深厚的文化史底蕴，其中所倡导的文化论复原了文化的精神本质，阐述了文化作为生命体存在的规律、文化与团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文化与国族的非对应性。陶云逵以经验研究与观念分析为路径，批判了对文化进行功利化和国族化的实用主义解释。陶云逵的讨论不是从黑格尔之后的民族国家概念出发，而是以文化为出发点的。虽事实上从博士论文研究阶段开始，他就已经有意识选择从文化来解释基因遗传。回国后进入云南进行田野调查，陶云逵一开始的精力主要放在云南区域的文化与历史研究，从地理和族群的垂直分布情况发现并构拟这个文化区的历史层叠。很快，这样一种文化概貌的描述已不能令他满足，他希望进入文化内部去了解观念体系自身发生的变化，及其与具体社会的关系。最直接的入手点是宗教和神话。因此到 1942年人文研究室成立的时候，他便迫不及待地去考察大寨黑夷的图腾制，继而重新整理车里摆夷的材料。《车里摆夷之生命环》完成于 1943年，是陶云逵晚期的作品。这篇文章呈现了对一个文化理想型的探讨，并首次进入到民族精神的内在结构，是一个文化史与宗教史的综合研究。文章的主旨是“叙述摆夷自生至死，一生中生活的各方面，即所谓‘生命环’。以生命环为经，以生活的各方面为纬。因为摆夷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个阶级，两者在生活上有很大的差异。故所以在叙述本题之先，把他们的社会体系，如阶级、政制等，加以阐明”，但由于经济等方面的材料不足，尚不能说是对其社会体系全面的研究，而是一个“ideal type”。陶云逵分别从贵族与平民的角度来描写他们各自的生命环，也就是看文化如何决定个人的生活方式。其中，固然有的仪式和礼仪是贵族和平民共同的，但也有的仪式是要以贵族为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