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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兆麟:我的民族考古之路(1) 鄂伦春人带我一起狩猎

来源:中国民族报 作者:肖静芳 发布时间:2018年01月10日 浏览量:

宋兆麟(后排左一)与鄂伦春族猎人

鄂伦春族妇女在揉皮子

猎民用的鹿笛和犴哨

鄂伦春人的祖先神像

  1961年,中国历史博物馆广泛征集民族文物,准备举办一个鄂伦春民族文物展。当时,有关这个民族的文献记录真是罕见得很。因为鄂伦春族生活在大兴安岭深处,历史上很少有人进入原始密林中对他们进行调查。

  那时,我刚进博物馆不久,年富力强,加之大学时又参加过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,馆里的领导就让我和同事黄景略去鄂伦春人聚居地考察,同时征集文物。

  10月,我们坐火车,经齐齐哈尔、牙克石,来到呼伦贝尔的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,参加了旗里举办的庆祝国庆12周年和建旗10周年的庆典活动。庆典上有一个鄂伦春文化展,展出了鄂伦春人的生产生活用具、手工艺品等。展览结束后,旗政府就将展品全部交给我们,赠送给中国历史博物馆。刚一出马就收获了这么多文物,这让我非常兴奋。

  这之后,我们来到鄂伦春族的一个定居点——托河做调查。托河保留着比较完整的鄂伦春族狩猎文化,男人们打猎、捕鱼,女人们则负责做饭、熟兽皮、用皮子做衣服等。女人缝兽皮衣时,用的针还是骨针,线则是野兽的筋。当然,她们还用桦树皮做各种生活用品,如篮子、盒子、筒子等。

  有一天,有位猎民告诉我,他们的一个猎民小组要去打猎,问我敢不敢去?这么好的机会,我怎么会错过呢?当即答应了。11月16日,我和另一位伙伴先是坐马车,又骑马,走了很久很久,浑身都冻僵了,才找到位于一条河边的狩猎营地。

  猎民们5人一个小组,稍事准备就出发去打猎了。临走时,他们说:“你俩先烤火,过一会儿等着吃鹿肉。”我以为猎民在开玩笑呢,不料,没到两个钟头,他们就回来了,提着大大小小十多只猎物,包括3只鹿、3头犴、5只狍子、1头熊和1头野猪。这下,我算是见识猎民们高超的狩猎技巧了。

  鄂伦春族猎手彪悍、好客,他们专门为我做了饼。这个饼可不同寻常,面是怎么和的呢?是在马鞍上弄的,水是冰化成的。面和好后,放在火堆里烤熟,是真正的“烧饼”。用什么煮肉呢?用木头支起一个大三脚架,架子顶上吊下来两股绳,挂着铁锅。这种铁吊锅有双耳,装着木把手,与一般锅不同的是,它的锅耳不朝外而是朝内,木把手在锅内上方,这样再大的火也烧不着。我想到,在江西曾出土内耳陶锅器,日本也有,可见这类器皿都是用来吊在篝火上烧水煮饭的。

  猎民们把打来的猎物现剥、现割、现煮。由于都是快速进行,煮的肉里还粘着一团团动物的毛。肉煮到六分熟,大家便从锅里捞起来拿刀割着吃,一口咬下去还血淋淋的。我哪儿见过这场面,迟疑着不敢吃。过了会儿,猎人急了:“再煮下去肉就毁了,有血有肉地吃着才香!”虽然我打小在农村长大,也吃过不少苦,吃饭最能凑合,但眼前这锅肉却怎么也难以下咽。

  好客的猎民见状,只好对我说:“我给你做血肠吃怎么样?”于是,他们把打回的鹿开膛,取出肠子在雪地上简单地洗了洗,用鹿血灌制成血肠。我小时候吃过猪血肠,对这个还能接受,只觉得鹿血肠吃起来新鲜可口。

  晚上,吃饱喝足后,猎民们在篝火旁脱掉上衣,烤暖了前胸后背,钻进犴皮和狍皮做的睡袋里蒙头大睡。我带的装备不够,猎人们就把他们的皮大衣都堆在我身上。可在零下40多度的寒夜里,我还是被冻醒了。鄂伦春人的兽皮睡袋真是一大发明,毛朝里、皮朝外,暖和极了,我觉得美国大兵用的鸭绒睡袋就是仿照这个做的。

  这次出猎,我仔细观察了鄂伦春人的狩猎习俗。猎人们大多枪法好,一枪过后,猎物应声而倒。不过,更绝的是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狩猎的技能。通过雪上的足印、粪便和被撞折的树枝等,他们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什么动物经过,往哪个方向走了,要多久才能追上。

  在考古学上,狩猎文物出土很少,更没有发现大规模的聚居地。跟着鄂伦春猎人走一遭,我明白了,原来动物随季节、食物而迁徙,而猎民追随着动物游猎,本就居无定所。

  狩猎经济造就了鄂伦春人与众不同的物质文化,他们的吃穿用住都来源于此。鄂伦春人从帽子到衣裤、鞋袜、被子,乃至住所“仙人柱”,以及水桶、口袋,都是用兽皮制作的。而兽骨,可制成工具、筷子,兽毛则用来搓绳、编网套等。

  我在鄂伦春人聚居地待了呆了3个多月,收集了约1000件文物,囊括了狩猎文化的方方面面,包括狩猎和采集工具、桦树皮制作的器具,以及鄂伦春人信奉的萨满教的神器,如天神、地神、马神、鹿神等木刻神像,种类繁多。那时,人们还没有文物概念,猎民们也很淳朴,我看见的感兴趣的东西,他们都慷慨地让我拿走。

  不过,我离开的时候,有个猎民给我出了道难题。他说:“你戴的手表不错,能送给我吗?”要知道,那时手表很难买,而且很贵,要花好几个月的工资,更何况我的还是块外国表。可是,住在深山里的猎民兄弟并不知道这一点。我心想:“我拿人家的东西那么随便,人家想拿我的,我能拒绝么!”于是,我一咬牙,“装阔”似的递给他:“拿去!”

 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1991年,我重返故地,发现鄂伦春族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猎民变为农民,他们的吃穿用度看上去和汉族人无异,他们的狩猎文化已消失殆尽。当地建了座漂亮的鄂伦春族博物馆,但却找不到可陈列的文物。我建议他们把我当年收的文物借来复制,把我们那时拍的照片拿去翻拍。那时,我才深刻地认识到,那次民族调查与文物收集有多重要。年轻时,我是并没太意识到这一点的。

  社会的剧烈变迁,使大兴安岭“一匹猎马一杆枪”的景象一去不返。有感于此,1991年故地重游回京后,我就找到我当时的详细笔记,完成了《最后的猎鹿者》一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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